明代海盗王直之死：被诱杀的海洋帝国
日本平户市建造的王直像
腊月二十五，还有五天就要过年了，杭州城却突然戒严，十分肃杀。
这一天，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（公元1560年年初），官巷口外设了法场。
今天的死囚十分特殊：他不仅没有惯常死囚那种被严刑拷打后的行走艰难，而且居然还是用小轿子抬到刑场上的。轿子来到了法场，死囚才知道今日走到了人生的尽头。临刑之前，他希望能与儿子再见一面。衙役们将他的儿子带到面前，父子两人抱头而哭，死囚将一支金簪交给儿子，叹息道：“没想到要死在这里了！”说完伸颈受刃。
这位死囚，就是大名鼎鼎的“净海王”、横行大洋的“倭寇”大首领王直。
钢刀横空，碧血四溅，一个时代在这道骇人的刀光中终结——那就是王直已经建立的海洋帝国。
诱杀陷阱
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王直，还是天真地小看了官府的背信弃义能力。在复杂的官场斗争面前，胡宗宪只好拿王直作为投名状来洗刷自己……
王直人头落地的不远处，总督衙门内，作为抗倭前线的最高领导人，总督胡宗宪很清楚，处决王直只能令“倭患”更为恶化。在王直被监禁的两年内，胡宗宪竭尽全力向中央上书，希望能免王直一死，并放宽海禁，从根本上解决“倭患”。但在残酷的官场斗争中，他的建议很快被政敌们当做把柄。有关他收受了王直巨额贿赂的传言开始可怕地流传，令胡宗宪这位麾下拥有戚继光、俞大猷等良将的统帅，也望而却步。在一个崇尚空谈、尔虞我诈的体制中，一个实干者如果要保住自己，首先就只能韬光养晦、夹紧尾巴。
令总督胡宗宪畏惧于人言的一个重要因素，就是他与这位“海贼王”王直居然是老乡。胡宗宪是绩溪人，王直是歙县人，都属于徽州。这种老乡关系令胡宗宪赢得了王直的信任，得以实现“诱捕”王直的“壮举”，“老乡骗老乡”也依然是“两眼泪汪汪”。
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），42岁的胡宗宪被任命为浙江巡按监察御史，一个正七品的小干部。而当时，他的老乡王直，已经在东海之上称王两年，自号“净海王”及“徽王”，以日本平户港为基地，部众数十万，战船无数，控制三十六岛的“岛夷”，势力遍及日本及东南亚，是不折不扣的海上霸主，及“倭寇”的总后台。
当时，浙江官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，就是“抗倭”。总督张经、巡抚李天宠之外，朝廷还派来了工部右侍郎赵文华督察沿海军务。赵文华是严嵩的义子，背景深，关系硬，他与总督张经、巡抚李天宠关系都不好，工作能力本来就很强的胡宗宪因缘际会，就成了赵文华的亲信。
在赵文华的保驾护航下，胡宗宪官符如火，不久就被破格提拔为正四品的都察院左佥都御史，接替巡抚差使。随后，又升任正三品的兵部侍郎兼都察院佥都御史，接任总督，从一个中央机关下派的小干部，一跃而为肩负抗倭重担的封疆大吏。
上任不久，面对抗倭的僵局，胡宗宪祭出了在山东任职时的“剿抚兼用”手段，在用军事力量进行攻击之外，开始运用“外交”手腕，“攻谋为上，角力为下”。他清晰地认识到， “首倭而作乱者，徽人王直也”，“其余皆鼠辈，毋足虑。”“要须诱而出之，使虎失负隅之势，乃可成擒耳。”
他派遣了蒋洲、陈可愿两人到日本“宣谕”，向王直传递自己的善意：王直的老母和妻儿已经从金华的监狱中释放，安置在杭州，生活过得十分不错；王直如果能够回到伟大祖国，则可以保证他的生命安全。
经过两年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，王直同意接受招安。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年）十月初，王直率千余名“骁勇之倭”，乘战船来到了岑港（舟山群岛）。
经再三的犹豫、尤其是官方答应派出指挥夏正作为人质之后，他决定接受胡宗宪的邀请，上岸谈判，此时已经是十一月。这位“徽王”率两名助手叶宗满、王汝贤离船上岸，受到胡宗宪的热烈欢迎，劲敌兼老乡觥筹交错、推杯换盏，俨然是“渡尽劫波兄弟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”。
胡宗宪偕王直回省城杭州，“设供帐，备使令，命两司更相宴之。直每出入，乘金碧舆，居诸司首，无少逊避，自以为荣。”
但此时，胡宗宪的政敌、浙江巡按使王本固横插一杠。次年正月二十五日，在王本固的坚持下，王直被捕入狱，关押在按察司狱。
胡宗宪在政治上的起家，靠的是浙江督抚们与中央特派员之间的矛盾。如今，作为方面大员，他自己也陷于这种权力斗争游戏，只能徒唤无奈。胡宗宪倒是真心想招安王直，以利用他的力量平定海疆。胡宗宪上疏请求皇帝赦免，但“其后议论汹汹，遂不敢坚请”。王本固甚至上书弹劾胡宗宪，而京城已经开始传言，说胡宗宪收了王直集团的高达数十万两白银的巨额贿赂。众口铄金之下，胡宗宪“大惧”，只好附和大多数人的意见。
王直虽然入狱，但其所部力量很大，在为王直报仇的名义下，他们开始四处出击。明帝国做了两手准备，一方面继续监禁王直，并不释放，另一方面则给予其特殊礼遇，形同软禁。
如此拖延了两年之久，中央才最后下决心处决王直，罪名却不是海盗，而是“叛国”，在以圣旨名义下达的判决书中，指责王直“背华勾夷，罪逆深重”——尽管王直并非听命于日本人，而是日本人听命于他。
令后人唏嘘的是，王直既不认为自己就是“倭寇”，更不认为自己是“叛逆”。他在狱中写了一份《自明疏》，认为自己只不过是“觅利商海，卖货浙福，与人同利，为国捍边”，不仅“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”，而且，“陈悃报国，以靖边疆，以弭群凶”。除了详细开列自己“为国捍边”的种种事迹之外，还提出应开放海禁，才是令“倭奴不得复为跋扈”的上策。
第一桶金
在明朝慷慨的“厚往薄来”政策下，足利义满每派出一次朝贡船队，就能获利20万贯左右，这成为日本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”。
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王直出生年月，但据胡宗宪的幕僚谢顾日后在回忆录中说，王直在下海经商前，曾经问其母亲：“生儿时有异兆否？”
其母答道：“生汝之夕，梦大星入怀，傍有峨冠者，诧曰：此弧矢星也。已而大雪，草木皆冰。”
王直听了，欣喜地认为：“天星入怀非凡胎，草木冰者，兵象也。天将命我以武胜乎？”
根据谢顾的记载，王直“少落魄，有任侠气，及壮，多智略，善施与”。
徽州之地相当贫瘠，“七山一水一分田，一分道路和庄园”，却又十分注重教育，民众多以经商谋生，成为徽商的大本营。
嘉靖十九年（1540），王直也如同许多老乡一样，南下广东，寻找商机。他们选择了越洋贸易，向日本等国贩运货物，当然，在严厉的海禁之下，这种贸易都是“非法”的“走私”行为，“将带硝黄、丝绵等违禁物抵日本、暹罗、西洋等国，往来互市者五六年，致富不资。”王直人生中的第一桶金，就来自对日贸易。
此时，中日贸易基本停顿。明朝立国后，倭寇肆虐，并大有与反朱元璋势力联合之势。在胡惟庸谋反案中，发现了宁波卫指挥林贤“通倭案”，林贤从日本借兵，日本使者则借进贡巨烛的机会，暗藏兵器。案发后，朱元璋下令断绝了日本朝贡，并由此导致明朝的全面“禁海”。
日本当时是“南北朝”时期，南朝统治者被朱元璋册封为“日本国王”。但不久，北朝室町幕府的将军足利义满出兵征服了南朝，于1401年，派使节前往明朝要求册封。期间，明朝发生“靖难之役”，燕王朱棣举兵反叛，并夺取政权，改元永乐，这就是明成祖。朱棣随后再度派遣使节东渡日本，册封了足利义满。
朱棣册封日本国王后，日本正式纳入明朝的朝贡体系。日本从礼部领取“勘合”凭证，才能前来贸易，史称“勘合贸易”。日本的勘合贸易安排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宁波港，朝贡使团到达后，可以上岸交易，并等候进京许可。进京许可获批后，使团便携带国书、贡物及自己私下携带的货物，在中国官员护送下前往北京，统一入住会同馆。使团的首要任务就是递交国书、呈送贡物、领取赏赐，然后就可以将自己携带的物品出售，不过先必须由中国政府机关挑选收购，余物才可以上市交易。在明朝慷慨的“厚往薄来”政策下，足利义满每派出一次朝贡船队，就能获利20万贯左右，这成为日本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”。
但是，足利义满死后，接班的儿子足利义持认为朝贡“有辱”日本国体，于永乐六年（1411）停贡，直到20年后（1432年）的宣德八年，足利义持的儿子足利义教即位才恢复。而在这20年间，倭乱反弹，倭寇入侵多达17次，可见中日贸易的重要性。
日本争贡
两个日本朝贡团在宁波的血腥火拼，令明帝国彻底取缔了日本的勘合贸易，为走私打开了广阔的空间……
到了1467年，统治日本的足利将军家，发生了内乱，史称“应仁之乱”，自此，日本进入了“战国时代”。
“应仁之乱”后，大内氏迅速崛起，夺得了明朝正德皇帝新颁发的“勘合符”，而它的对头细川氏则手持老皇帝弘治颁发的旧的“勘合符”。
嘉靖二年（1523），这两派都派出了使团向明朝进贡。大内氏派出的使节，名叫宗设谦道。细川氏派出的使节，名叫鸾冈端佐，同时，还有位宁波人宋素卿（朱缟）作为副使。
持有效“勘合符”的大内氏船队先到宁波，而持过期“勘合符”的细川氏船队晚到3天。令人不解的是，后到的细川氏船队，反而被允许先入港查验，占了先机，大内氏船队的有效“勘合符”反而无效。在市舶司于“嘉宾堂”举行的欢迎宴会上，双方爆发激烈争吵，而明朝官员却袒护细川氏。
宗设谦道的愤怒终于失控，他下令手下抄家伙，当庭攻击细川氏使团。细川氏使节逃出了宴会，宗设谦道随即纵火，焚毁了嘉宾堂，然后赶回港口烧毁了细川的船队。
细川氏的正副使节鸾冈端佐、宋素卿等逃出宁波，宗设谦道居然一路追杀到了绍兴，然后又杀回宁波，沿途追击的明军及无辜百姓不少被杀，宗设等“大肆焚掠，所过地方，莫不骚动，藉使不蚤为之计，宁波几为所屠矣”。最后，宗设谦道在宁波夺船出海，还劫走了被其俘虏的明军指挥使袁琎。
朝廷震怒之下，下令锁拿了细川氏的正副使节鸾冈端佐、宋素卿，而逃走的大内氏使团中，有一艘船被风吹到了朝鲜海岸，朝鲜将船上的数十人悉数缚送给明帝国。经过几方对质，才发现，祸源在于细川氏使团的副使宋素卿向浙江市舶司主管太监赖恩贿赂，赖恩枉法，导致这场大风波。
这场风波之后5年（1527），根据巡按御史杨彝的建议，明帝国重申对日本朝贡的四项限制，即十年一贡、人百、船三、禁止带用兵器，否则“皆阻回”。大内氏派遣的两次朝贡，都因不符合规定而被阻挡。
更多的日本私人商船，只能转而求助于走私渠道。
不久后，给事中夏言（后来官居内阁首辅大臣）上奏建议撤销浙江市舶司，朝廷接受，这实际上将中日贸易逐渐逼入地下状态，“市舶既罢，日本海贾往来自如，海上奸豪与之交通，法禁无所施，转为寇贼。”而王直下海经商的1540年，正是中日间走私贸易最为红火的年份，“输中华之产，驰异域之邦，易方物，利可十倍”。
从建文三年（1401年）日本首次朝贡，到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年）日本大内氏政权被灭，日本的朝贡使团共计18批，至此成为绝响。武装走私成为主旋律，亦商亦匪的“倭寇”则成为主力军。
“世贸中心”
从倒卖军火开始，王直开始了自己与日本的不解之缘。走私天堂双屿岛成为世界贸易中心，官方用武力摧毁它，反而为王直成为“海盗”之王扫清了道路……
1543年，下海经商3年的王直，做成了一单生意，这在日本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
根据日本著名学者僧人南浦文之（1555年~1560年，别名文之玄昌）的《铁炮记》所记，这年八月二十五日，几名葡萄牙商人在“大明儒生五峰”的介绍下来到了日本。葡萄牙人给日本人示范了“铁炮”（即早期的火绳枪），日本人便购买了几支。
这就是在日本著名的“铁炮传来”的故事。而这位“大明儒生五峰”，正是王直。
此时，中日贸易已经中断，一切商品交流其实都只能被迫“走私”，而且，由于缺乏官方的管理和约束，海道成为自由天地，物流的风险也大大增加，在多重风险的推动下，中日贸易的利润也水涨船高，而且，王直直接贩卖军火，自然更是赚得盆满钵满。
下海5年之后（1545年），王直率2000多人加入了许栋的海上武装集团。
许栋一家四兄弟，他排行老二，也是歙县人，与王直是正牌老乡。根据胡宗宪挂名主编的《筹海图编》，许栋是在嘉靖十九年（1540年）、也就是王直到广东开始从事走私生意那年，从福建越狱入海，来到宁波口外的双屿岛盘踞。而根据同时期官员郑舜功所著的《日本一鑑》，这一年，在马六甲经商的许栋兄弟将佛郎机（葡萄牙）商人带到双屿港，为葡萄牙人充当中介。
双屿岛是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补给站之一，“乃海洋天险”，“为倭夷贡寇必由之路”。明初这里就被当做“国家驱遣弃地”，居民被强行内迁，杳无人烟，正好成为走私天堂。
在各路走私商人们的哄抬之下，许栋统治下的双屿成为一个人口众多、设施齐全的贸易枢纽，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藤田丰八（1869年~1929年）甚至将其称为“16世纪的上海”。
从史料分析，在此前，王直与许栋就有许多生意上的来往，甚至王直在外常自诩为许栋的下属。入伙之后，王直担任了双屿岛的CFO——“管库”，由此可见其文化知识或许在圈内是比较出色的。随后，王直又被提拔为“管哨”——船队队长，进入了许栋的核心圈。
双屿这一“世贸中心”的红火，引起了官方的注意。嘉靖二十五年（1546年），也就是王直入伙双屿岛的次年，朱纨出任浙江巡抚，看到“土著之民，公然放船出海，名为接济，内外合为一家。有力者自出资，无力者辗转称贷，有谋者诓领官银，无谋者质当人口；有势者扬旗出入，无势者投托假借。双桅、三桅车樯往来。愚下之民，一叶之艇，送一瓜，运一樽，率得厚利，训致三尺童子亦视双屿为之衣食父母。”他深为感慨：“此贼、此夷，目中岂复知有官府耶！”（《筹海图编》）
朱纨认为，既然朝廷宣布海禁，就必须认真执行，他提出“不革渡船则海道不可清，不严保甲则海防不可复”，搜捕通倭奸民，整顿海防，严禁商民下海，并开始积极筹备军事行动，武装取缔双屿岛这个走私天堂和“世贸中心”。
嘉靖二十七年（1548年），朱纨开始了行动。都司卢镗率军由海门进兵，率战船380艘、士兵6000人，占据完全优势。经过激烈的战斗，“破其巢穴，焚其舟舰，擒杀殆半”，几乎歼灭了双屿岛上的许栋武装商团，并将岛上的房屋、船只全部焚毁，用沉船、石块等堵塞了入港航道，令这个“世贸中心”成为一片废墟。
次年，朱纨又抓获了双屿岛头目之一李光头等，竟不加审讯和请示，就集体处决了此团伙的96名成员，震动了朝野。
朱纨的铁腕和冷血，令浙江、福建一带的豪强大户们受到巨大的损失，他们才是双屿岛走私生意最大的得益者。《明史》中记载说，这些走私船的“舶主皆贵官大姓”。他们动员闽浙籍官员，以滥杀和擅杀为理由，对朱纨发动了联合弹劾。在巨大的压力下，朝廷不得不将朱纨“双开”回籍，不久他自杀身亡。
许栋被灭后，反而为王直（五峰）的崛起扫清了道路。在惨烈的双屿岛大战中，王直沉着指挥，率领余部逃出双屿，成为新的领袖。而明帝国则痛苦地发现，一个更为难以对付的对手诞生了。
东海称王
王直的“五峰旗号”，成为大海上的通行证，海盗们不敢行劫，官军们一度也不会刁难……
逃出双屿岛，王直在海上收拢余部，计有徐惟学、叶宗满、谢和、方廷助、毛海峰（即毛烈、王滶）、叶明、陈东、徐海、汪汝贤等数千人。王直率领他们在日本长崎的五岛列岛建立了根据地，其从子汪汝贤、养子毛海峰成为他的心腹。王直自己则在平户岛上定居，据日本史学家估计，这应该是受到了当地领主松浦隆信的邀请，以便与王直共同拓展海外贸易。
在日本逐渐站稳脚跟之后，王直转变了战略，积极向祖国靠拢，协助官军攻击别的海上武装集团（“倭寇”），一可搞好政府公关，二可扩大自己的势力。经过一系列战斗，他最终占领了舟山的重要军港和商港之一的“沥港”（烈港、冽港），“由是海上之寇，非受王直节制者，不得自存，而直之名始振聋海舶矣”（《筹海图编》）。
随后，王直主动向朝廷要求当海上“联防队”和“城管”，为政府承担艰难的“抗倭”重任。此时，王直已经成为东海上的“大哥大”，他的“五峰旗号”则是大海上的通行证，海盗们不敢行劫，官军们也一度并不刁难，行动自由。
但是，好景不长，朝廷绝不允许“卧榻之侧”还有个“鼾睡”的“他人”。于是，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年），俞大猷等“驱舟师数千”围攻沥港，在官军的猛烈攻势下，王直再度率部突围，逃往日本。
在日本淞浦津，王直宣布称王建制，先是自称“净海王”，后改称“徽王”，“服色旌旗拟王者，部署官属，咸有封号，控制要害，三十六岛之夷，皆听指挥”（《明书·王直传》）。
称王之后，王直的生意越做越大。投奔他的人群，不仅有普通百姓，甚至还包括“边卫之官”，“一呼即往，自以为荣”（明代万表《玩鹿亭稿》）。同时，他率军反攻大明，“联舫一百二十步，容二干人。以木为城、为楼槽，四门其上，可驰马往来”，如此巨舰百余艘，“蔽海而来，浙东西、江南北、滨海数千里，同时告警”，“官军莫敢撄其锋”，“纵横往来，如入无人之境”（《海寇议后》）。
无奈之下，明帝国将捉拿王直的赏格提升到了惊人的高价码：“有能主设奇谋，生擒王直者，封伯，予万金。”（《胡默林行实》、明代茅坤《海寇后编》）王直成为史上赏格最高的“海盗”之一。
“隆庆开关”
恶法出刁民。内外交易本是国家“生理之常”，“商道不通，商人失其生理，于是转而为寇”。隆庆年实行了全面改革开放，于是倭患消解，经济发展……
令明帝国相当尴尬的是，王直这位“倭寇”却在民间“威望大著，人共奔走之。或馈时鲜，或馈酒米，或献子女”。即使在浙江省城杭州，王直也建立了庞大的运营网络，“杭城歇客之家，明知海贼，贪其厚利，任其堆货，且为之打点护送”，胡宗宪就曾感慨：“倭奴拥众而来，动以千万计，非能自至也，由内地奸人接济之也。”
其实，能够拥有如此“群众基础”，绝非“内地奸人”“贪其厚利”一句所能解释的。朱纨在抗倭过程中就发现：“三尺童子，亦视海盗如衣食父母，视军门如世代仇雠。”其中的原因，正是在于是“海盗”、而非“军门”，给百姓提供了“衣食”。
刑部主事唐枢就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所谓“倭寇之乱”，乃是“海商之为寇也”。唐枢认为，内外交易是“生理之常”，如果“商道不通，商人失其生理，于是转而为寇……海禁愈严，贼伙愈盛”，实际上是恶法出刁民。唐枢更认为，“倭寇”本是中国百姓，只有开放海禁才能杜绝倭患。
福建巡抚、曾举荐戚继光和俞大猷的抗倭名将谭纶，也在一份奏折中说：“今非惟外夷，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贩米之商、漳州白糖诸货皆一切禁罢，则有无何所于通，衣食何所从出？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也。
”
此后担任过刑部右侍郎的谢杰，也指出“倭患”的根源在于“海禁之过严”，“寇与商同是人，市通则寇转为商，市禁则商转为寇。”
处江湖之远的王直，与这些居庙堂之高的官员一样，都看到了导致“倭乱”的同一个根源，所以，在针锋相对地用军事手段回应政府围剿的同时，王直也不断地向政府表示，“他无所望，惟愿进贡开市而己”。
从各种史料对比来看，此时，至少身处“抗倭”第一线的官员们，都深切认识到了开禁才是治倭的根本，而在海洋上具有最大号召力的王直，是维持海洋稳定的关键人物。但是，为了朝廷的“体面”，自以为是“与人同利、为国捍边”的王直就必须死。
王直死后，海上武装集团、也即所谓的“倭寇”失去了控制，东南沿海秩序大乱，果然应验了诸多官员对倭患乱源的认识及王直的担忧：“死吾一人，恐苦两浙百姓。”时人感慨道，如果“假宥王直，便宜制海上，则岑港、柯梅之师可无经岁，而闽、广、江北亦不至顿甲苦战也”（《国榷》）。
王直死后7年（1567年），嘉靖皇帝驾崩，新帝即位，改元“隆庆”，这就是明穆宗。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上奏，“请开海禁，准贩东西二洋”（《东西洋考》），迅速得到了批准，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，延续了200年的海禁政策被废止，史称“隆庆开关”。骁勇善战的戚继光，也在这年从东南沿海调往北方，镇守更为重要的蓟州。
这一手治根的办法果然见效，从此“倭渐不为患”（《明史·兵志三》）。尽管隆庆初年的开放并不彻底，政府依然通过发放许可证（“由引”）的计划经济方式进行调控，并且严禁海商前往日本，但是，民间被抑制的商业活力已然喷涌而出。
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在“隆庆开关”后3年（1570年），在张居正和高拱等中央大员的积极推动下，利用鞑靼内部纷争，结束了明帝国与蒙古部落长达200余年的军事对峙，鞑靼首领俺答归顺明朝，封贡互市，史称“俺答封贡”。大明帝国开国200多年，第一次同时在南北两个方向获得了“和平的发展环境”。
迅猛增长的海外贸易，为大明帝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。后世学者推算，从隆庆初年（1567年）到大明帝国灭亡（1644年）的78年间，因海外贸易而流入中国的白银约为3亿3千万两，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（王裕巽《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》）；也有学者估算，“由万历元年（1572年）至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的七十二年间，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的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”（梁方仲《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》）。毫无疑问，这为大明帝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，为张居正的全面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，也为日后在内忧外患中挣扎的帝国提供了苟延残喘的资本。
而这一切，都必须归结到王直那深得民心的海洋王国，给大明帝国朝野上下留下的深刻印象。
尾声
王直死了，与中国历史上一切敢于挑战和对抗现行体制的人一样，不得好死。他20年奋斗建立的海上贸易王国，不久也土崩瓦解。
令人悲哀的是，王直这位被体制当做叛逆的人，却从未放弃过向体制靠拢的努力。他的轻身犯 险，实际上也是为了获得体制的一丝认可，试图与体制内的改革力量一道，推动海禁的废止，却没料到自己做了牺牲品。
耐人寻味的是，王直最后被处决的罪名并非“海盗”，而是“叛国”——“背华勾夷，罪逆深重”（《明世宗实录》），尽管王直只是雇佣和利用日本人、葡萄牙人而已，法官还是指控他“忘中华之义，入番国以为奸”（《倭变事略》）。
显然，这样的判决，与其说是刑事判决，不如说是政治判决。真正令朝廷所担忧、并且非杀之而后安的，并非是王直的武装走私行为，而是他居然敢在海外称王建制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“徽王”的称号，实在太容易令人浮想联翩，将王直与其那更为著名的老乡朱元璋挂钩。在经济上出点问题，哪怕触犯 了刑律，都还可通融，但在政治上触碰了高压线，而且还天真地相信官府的诚信，送上门去，王直就非死不可了。
其实，“恶法出刁民”，王直等一众“海盗”也是被逼上梁山，内心深处与梁山好汉们相同，都是为了招安，而扯旗造反无非是另一种途径和渠道而已。区别在于，宋江算是成功了，而王直则是赔尽了老本——尽管他用自己掀起的惊涛骇浪，唤醒了帝国内的改革力量。惯于驾驭波涛的王直，最终却无法驾驭自己的命运。
据说，在日本的王直故居门口，挂着一副对联：
道不行，乘槎浮于海；
人之患，束带立于朝。
其实，这副对联已经被后人无数次地安在不同的“中国海盗”故事里。或许，在这些“中国海盗”身上，都有着同样的烙印吧？
